消费公平：评价社会公平的重要指标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途径

来源/新华社/周东飞

人们习惯于认为消费和公平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。然而，诺贝尔奖获得者安格斯·迪顿认为，消费是评价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指标。不公平的消费导致社会不公正。促进消费公平，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。

乍一看，这样的说法令人费解。因为人们更加注重收入和财产的公平，对于消费，很多人都能接受“多花钱、少花钱、没钱就不花钱”的观念，仿佛只是一个结果。但如果我们能够动态分析的话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以“穷人家生富家子弟”的现象为例。如果一个人年轻时连饭都吃不饱，更不用说花钱去教育，那么他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和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。 。

也就是说，不公平消费导致了未来一系列不公平事件的发生。实现社会公平，首先要从促进消费公平入手。在此过程中，政府和市场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。政府的责任是促进公共消费的公平。义务教育、基本医疗、养老等最基本的公共消费，必须由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和社会保险等方式予以保障。这样，无论一个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何，在生病、就医、接受教育等时都可以无忧无虑地消费，这种公平消费带来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与公共消费不同，人们的日常消费和私人消费主要由市场提供。目前，这一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并不少见，但却非常隐蔽。从持有“五环以内”价值观的人看来，我们的消费早已进入“高端”时代。今天谈“质优价廉”是LOW，意味着消费降级。他们看不到“五环外”的残酷现实：全国80%的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，一半家庭年收入低于6.6万元，最底层的20人%的家庭年收入仅为17000元。

“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”。这句老话也适用于当今的消费市场。当大家茫然地环顾四周，感到成长乏力时，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，这是因为理想太“超前”造成的。无论是大平台还是小企业，都习惯用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来推断全国市场。在这种夸张自诩的“商业风格”下，别说农村，就连四五六线城市的客观消费需求都被掩盖了。

事实上，在一二线城市并非如此。在收入方面，一二线城市自然比下线城市有很多优势。然而，不断攀升的房价、子女教育费用的无底洞等“大山”，正在不断吞噬着白领阶层增加生活开支的奢望。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正在实现消费观念的理性回归。节衣缩食买奢侈品的“白痴”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谨慎行事、知足常乐不再被认为是“可耻的”。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消费需求的调整，而这种调整并不需要以升级或降级来评价。

四五六线城市的阿姨终于通过手机，通过别人发来的团购邀请，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网购，终于以前所未有的低价买到了千里之外的“好东西”。此时，他们实现了消费升级还是降级？一二线城市的白领们放弃了之前的轻浮，以不可思议的价格购买了一堆生活必需品。此时，他们实现了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？两者都不。没有必要用升级来表扬，也没有必要用降级来批评。他们所实现的只是一种需要实现的消费公平。

所谓消费公平，除了公共消费方面实现基本平等外，还包括个人消费方面按照消费者意愿实现消费者需求。当下线城市的阿姨们不知道什么是网购，当一线城市白领的理性消费被夸大的舆论嘲讽时，她们遇到的就是一种不公平的消费。消除这种隐性消费不公平现象，是消费者公平权利的实现，是社会普遍“获得感”的实现，也是市场的伟大变革和机遇。

正是因为推动公平消费，拼多多在电商领域走出了红海，线下零售领域出现了大众名创优品，文化消费领域出现了短视频黑马抖音。就连阿里巴巴也开始打广告，招聘60岁以上的“广场舞KOL”，年薪40万。从促进消费公平的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一种开始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意识。

近期即将在美股上市的拼多多，很可能为我们提供观察消费公平性的样本。不久前，拼多多CEO黄峥在接受《财经》杂志采访时表示，“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最广泛的人群”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份“最广阔”的视野，拼多多才会在“电商格局已定”的论调中找到缺口，找到出路。这种差距也可以理解为促进公平消费的诉求。统计显示，拼多多用户70%是女性，65%来自三四五线城市。这些用户原本是一个被传统电商忽视、抛弃的群体。拼多多依托不断扩张的移动互联网和“拼多多”的创新模式，让他们享受到质优价廉的网购新体验。当然，反过来，正是他们实现了公平消费权益，才让拼多多成为了第三大电商巨头。

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“数字基尼系数”，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。发展明显向一线城市集中，低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差距明显。同样，“数字恩格尔系数”显示，越靠近低线城市，数字经济活动的比例越低。这些研究结果一方面验证了电子商务等数字服务在低线城市相对“未开发”的现实。另一方面，他们也表明，只要能转变观念，愿意推动消费公平，新兴电商企业将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处境。面向巨大的市场和更广阔的前景。